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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&&&&把拇指塞进嘴里，偷偷瞥了父亲一眼，看他打不打算阻止自己。父亲的注意力不在他身上，上尉看着雾蒙蒙的窗，火车缓缓加速，小雪变成了倾斜的炭笔速写。

    “是春天之前的最后一场雪了。”父亲说，用的是平常那种不容置疑的确凿语气。

    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莫斯科总是在下雪的，在菲利克不甚可靠的早期记忆里，所有的冬天都充满敌意，而夏天只留下几缕转瞬即逝的光线就重归黑暗。他不记得葬礼了，长大之后却时常在梦中听见铁铲敲击冻土的声音。等他们重新回到莫斯科，菲利克就正式失去母亲了，不过在这里，在某种程度上，缺少妈妈无关紧要，因为苏联是你唯一需要敬畏和供奉的母亲。

    新近成了鳏夫的上尉和儿子继续住在这栋属于克格勃的阴郁大楼里，邻居和他们一样，全都是这个庞大情报机构的“家庭成员”。父亲自己在第一总局特勤处供职，对门是反间处的安德罗索夫少校，他的太太是个心宽体胖的老好人，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他们是首先过来吊唁的，送了一盘硬邦邦的点心，摆在餐桌上落了几天灰，最后整盘倒掉了。随后其他熟人和不怎么熟的人陆陆续续上门表示慰问，一周之后就没有人再来了，死亡带来的小小波澜平息了下去。

    这个街区名叫亚森捏沃，“梣树”，活在里面也如同丛林，父亲从未明说，但菲利克一点点地从他的表情和只言片语里摸清楚了陷阱、套索和安全领域。楼下住着第五总局的雇员（“躲在墙壁里偷听的老鼠”，父亲的原话），不建议和他们的小孩混在一起，但要是刚好没有其他玩伴，那偶尔到街上打一场雪仗是可以的。楼上则是分析处的军官，如果能和他们的孩子一起玩，那要竖起耳朵听他们有没有提起家里的事，回家之后报告给父亲。这是父子两人最喜欢的秘密游戏，父亲会半开玩笑地请他“观察”某个小朋友，只许远远地看着，不能和目标说话，也不能让别人起疑心。观察期持续一周，菲利克要说出目标最好的玩伴是谁，属于哪个小圈子，最喜欢参与的游戏是什么，经常输还是经常赢。游戏结束之后父亲总会给他巧克力，不是苏联产的那种塑料块一样的玩意，而是印着涡卷花纹的精致甜食。父亲结婚前曾经是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的防务参赞，现在还时不时会有朋友从铁幕另一边给他寄礼物，贺卡和信都被审查员拆开读过了，糖果纸盒也被撕开，确保没有藏着纸条或者胶卷，唯一完好的就只有包着金色锡纸的巧克力，一颗颗堆在箱底，像海盗劫掠之后幸存的金币。

    一个荒芜的公园嵌在灰色的水泥大楼中间，几个绞索一样的秋千肃立其中，随风摇摆，这就是菲利克最初的狩猎场，克格勃的孩子们在这里滚在一起，玩耍、发呆、时常打架。菲利克从七楼的窗户旁俯瞰着这一切，像只还没学会飞的游隼幼鸟。

    暴雪天把人们赶进室内的时候，他就跟妈妈的书和琴谱待在一起，这两样他都看不懂，但菲利克满足于把这些纸制品抱在怀里，抚摸书页和封面。有一次他在书里发现了一片叶子，压得太久，既薄又脆。菲利克对着光举起这片遗骸，叶脉纤毫毕现，他想起病变萎缩的肺。

    菲利克长大的这栋楼里有九个孩子，他上小学前的那个冬天，特勤处某个上尉的小女儿失足滑进冰洞里淹死了，于是就剩下八个。所有孩子都在同一个小学念书，然后入读同样的中学，没有例外。对门安德罗索夫家的女儿尤莉娅和菲利克一样大，到他们读一年级的时候，尤莉娅的哥哥自然而然肩负起护送妹妹和邻家男孩去学校的任务。瓦西里·安德罗索夫比他们大两岁，对这个角色有些适应不良，一时像只操心过度的牧羊犬，绕着两只羊羔转圈。一时又和他们拉开距离，摆出大男孩的架子来。还不到三个月，妹妹就拒绝和哥哥一起走，每天早早从家里出去，到楼下去等同班的好朋友，一群穿着黑色校服的小女孩，仿佛还没有长齐羽毛的小乌鸦，蹦蹦跳跳地飞进亚森捏沃的寒冷清晨。出于习惯，又或者只是顽固的责任感，瓦西里继续陪菲利克上学放学，说是“陪”，其实更像押送，瓦西里目不斜视地往前走，迈着大步，一年级生背着书包，小跑着拼命跟上，乱蓬蓬的头发压在毛线帽下面，脸颊冻得通红。

    安德罗索夫兄妹都有一头卷发，只不过表现方式各有不同，尤莉娅像壁炉架上绑着缎带的娃娃，瓦西里则是一头经常被灌木丛勾住鬃毛的狮子。十二年级的时候，出于至今没人明白的原因，瓦西里坚持要把头发留长，安德罗索夫少校忍受了一个星期，亲自把儿子按在椅子上，咒骂着，剪了他的头发。少校的技艺并不好，第二天早上菲利克惊奇地盯着瓦西里，怀疑有一头粗心的山羊在夜里啃了他的脑袋。菲利克问了尤莉娅，她爆发出一阵大笑，什么都没说。

    瓦西里自己的回答非常简洁：“不准问。”

    这是对门的狮子唯一一次挑战规矩，之后再也没有过了。对一个后来以讯问为生的人来说，少年时代的瓦西里未免过于沉默了。两个男孩一起上学的几年里，说过的话加起来恐怕填不满一张普通的作业本纸。但瓦西里毫无疑问是菲利克从未拥有过的兄长，一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