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,《财富》杂志亚洲区记者刘易斯·克拉尔,大胆断言红港前途黯淡,赤裸裸昭示那句:It’s over.
2001年,《时代》杂志提出一款见解,针对回归后经济低迷,复苏乏力的红港,问了那句:Is it dying?
城市的兴盛消亡,并非一朝一夕。
也不是几本杂志发出一些灵魂拷问,就能道明真相,还原事实。红港有一位特首曾先生,曾经把这两本杂志放在自己办公室醒目处,以示警惕。
这个世界,哪管你什么主义,何等流派,街市师奶都知道一个真理——
谁声大,谁话事。
不想被人唱衰,就要把对方的声音盖过去。
2002年,红港首次暂停土地拍卖。
楼价吃了泻药,地产发展商资金无法回笼,怨声载道,开不出更高的价钱购买新地皮。阿爷一拍脑袋,不卖也比贱卖好,索性囤地。
但这个超级富豪的孵化器也只是短短停了九个月。
地产作为财政收入,在红港占比即将突破17%,连世界大都会纽约都未能超过6%。这已经不是一个产业,这是一味瘾。
没人能戒得掉“钱瘾”。
2003年11月,深水埗福华街的铭记烧鹅濑,关门大吉。
在谢恩铭决定收档的前一个月,他贴了一张告示在店内的显眼处。红底黑字,路过街坊差点以为他又生了个孙子,要摆满月酒。
走近一看,【旺铺转让】。
深水埗没有进行旧改。
SARS却在红港疯狂肆虐。
有人戴三个口罩出门挤小巴。保住这份工,与保住这条命之间,很显然,大多数人是没得选的。
观塘区淘大花园随着感染人数的增加,楼价跌穿地心,50万买一套2房1浴,还是港币。时光倒流到2002年,没人能想象红港有楼盘敢叫出这种价码。
食肆大面积倒闭。
失业率稳升不降。
所有人以为病毒会杀死自己,但病毒并不知情。它横冲直撞,大摇大摆,催生一切问题,暴露资源分配不公,不过是本能地想找个宿主寄生。
它只是一个病毒。
2004年,内地与红港签订CEPA(紧密贸易)协议,27个重要领域放宽红港进入内地市场的准入条件,红港终于触底反弹,楼价拐点出现。
专家说,政府有看不见的手在调控经济市场。病毒也有一只手,叫作“罪魁祸首”。
事后大家想想,一定是SARS的错。
民怨总要有个出口吧。
也不能一直骂董先生,因为他准备辞职卸任了。
2005年9月,迪士尼乐园盛大开幕,那首《他约我去迪士尼》在次年风靡全港。
程珊获得第一个国际奖项那天,程真给她办了个温馨派对。
吾家有女初长成,她已亭亭玉立,参赛舞曲任君选择,只是程珊不再跳那首伤春悲秋的《梁祝》。
化了蝶,便是重生。
她拿着麦克风,偏爱唱这一句,【毕生也愿记起,香港迪士尼,烟火璀璨夜晚定会很美。】
看过迪士尼的烟火,才算作到过红港。
世间璀璨本就是为来宾准备的。
2006年,访港内地游客创下1300万人次的新记录,占到港游客的54%,是2001年的3.5倍,红港旅游业起死回生。零关税,是吸附广袤中国市场购买力的一块巨型磁铁。
其实,老母怎么会打仔呢?
这可是亲儿子。
2008年,农历新年来临之前,《时代》周刊亚洲版以一篇名为《三城记》的文章,把红港与纽约、伦敦共同刊选为21世纪全球化国际大都会的典范。
红港终于重返国际舞台。
600万人,声音太小,加14亿,连南极企鹅都能听见你讲“恭喜发财”。
叶世文从车上下来。
三十五岁,当打之年,他也不显老态。毕竟老婆比自己年纪小,叶世文不敢放肆吃喝,担忧身材大腹便便。若二人并肩出门,被称作父女,他觉得好没面子。
程真倒是采阳补阴似的,一年长得比一年俏。三十岁,添了风情,那双圆眼猫咪般带媚,动不动就电人,好销魂。
她在湾仔一间物流公司做办公室职员,这是她自己选的。
兆阳地产历经数载,也露了头角,争得业内一席。
40公顷的新界宗地,建造进入尾声。
前三期已经交付业主。叶世文还是使了心眼,把该落成归还政府作公房使用的部分面积,规划在地块至深处。
财通必先路通。
市政道路为了便民,率先铺入。
沿途其余部分的楼价凭着交通优势,低开高走,最后溢价多倍,盈利超出预期。兆阳地产也随着红港经济复苏,真正做到起死回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