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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回忆，“早上一个人去上学，夏天嘛，就穿个连衣裙。有个男的骑着自行车绕到我前面，让我给他摸一下。我推开他就跑，头也没敢回。不过他应该是没追上来，如果想追的话，我肯定跑不了。”

    “后来呢？”唐宁抱着她问。

    “吓坏了呗，”余白回答，“明明知道是碰上坏人了，不是自己做错事，但就是没跟家里人说，也不敢告诉老师。”

    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许多年，久远得她差一点就要忘记了。仔细想起来，连她自己都觉得惊讶，哪怕是她这样跟父母关系亲密的孩子，在学校每天出入老师办公室一点心理障碍都没有的班干部，也会因为那种奇怪的羞耻感隐瞒自己险些受到猥亵的事实。

    由此看来，强奸罪报案率仅 7%，猥亵罪更低得离谱，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。

    “女孩子要平安长大太不容易了。”黑暗中，她叹了一句，忽然又开始好奇，自己身体里那颗正在搏动的小心脏，时刻长大的小躯体，究竟是男还是女。

    她这正抒情，唐宁却批评：“你这么想就不对了。”

    “怎么不对？”余白推开他，觉得自己刚才那一大段的心理活动全都白搞了，这人居然一点共情都没有。

    唐宁却答：“实际上无论性别、年龄、好看难看、强壮或者娇小，都有可能受到性侵害，而且都会留下长时间的心理创伤。就是因为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，觉得男孩不会遭受性侵，或者说就算被猥亵了，受到的伤害也没女孩那么大，导致男孩遇到这种事更加容易被漠视，更加不敢说出来。”

    “这是你从前想写的那篇论文里的吧？”余白揶揄，《论男性是否能够成为强奸罪的犯罪对象》，题目她都还记着呢。

    唐宁无所谓她翻老账，说：“搞性别对立就没意思了吧？你也是学法律的应该很清楚，如果像我这样年满十八周岁的成年男性被人骗走卖掉了，甚至都不算拐卖人口，如果不能证明限制人身自由，或者有其他暴力行为，连强迫劳动罪都够不上。”

    的确，男的也挺惨的。“贩卖人口”四个字说起来耳熟能详，其实却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里的定义，我国刑法里根本没有贩卖人口罪，只有拐卖妇女儿童罪。

    “嗯，你们男孩子长大了也挺不容易的，”余白总算承认了，“你这么说得我都不敢生孩子了。”

    “晚了，”唐宁一只手罩在她肚子上，“但是我会保护你们的。”

    余白听得心中一荡，伸手抱住他回答：“我也会保护你的，肯定不让别人把你骗走卖了。”

    唐宁这才笑了，把她搂进怀里。

    那一刻，余白又想起那件旧事来，十岁，四年级，初夏美好的清晨，她穿着一条自己最喜欢的白色棉布连衣裙走在上学的路上。

    后来遇到的事，她从没对别人说过，这一夜第一次说出来，就是对唐宁。她从没有想过什么绝对信任，或者毫无保留。但他，对她来说，就是不同的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余白一早到立木，跟王清歌谈了行星之家的事。

    开场第一句就是：“作为柯允的辩护律师，我们对这件事暂时不应该做任何判断，也不合适直接调取证据。”

    “我知道这么做会有风险，但是……”王清歌作为陈锐的徒弟，第一反应就是余白在跟她说刑法 306 条，辩护人伪造证据、妨害作证罪。

    毕竟自己只给出了结论，没有解释，她这样反应，余白并不意外，继续说下去：“如果我们的推测错了，又因为联系了女孩家长，把这件事扩大开来，对翟立，对孤独行星，甚至对柯允都会有非常不好的影响。”

    “如果我们没错呢？”王清歌反问。

    “如果我们的推测是对了，”余白又说出另一种可能，“真的有孩子受到了侵害，而且和柯允的案子之间有联系，那我们更加要小心，必须保证整个取证过程合理合法，无可指摘，有任何线索都应该交给警方或者检察院，让他们去调查。”

    “但是……”王清歌欲言又止。

    余白等着她说下去。

    王清歌却好像吞了那后半句，顿了顿才道：“现在我们什么都没有，这个取证申请怎么写呢？警方那边会不会采纳？或者说他们觉得这两件事不相关，干脆就是拖着呢？”

    的确，办案都是讲证据的。

    此刻，翟立还躺在 ICU 里，柯允也还在精卫中心住院，警方后来又在青少年精神科医生到场的情况下对他进行了讯问，但他要么持续喊叫，要么就是重复刻板动作，根本什么都问不出来。

    所谓性侵，没有人证，没有物证，也没有视听证据，如果连受害者的投告都没有，那真是无凭无据了。而性侵案的证据，是会随着时间消逝的。

    余白这才把昨晚跟唐宁商量好的做法说出来：“我觉得我们可以再去找景老师谈一谈，现在最好就是由她出面，不提柯允的案子，只说观察到孩子有自慰行为，建议含含和小羽的家长带着去做个妇科检查。我们等检查结果出来，再决定下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