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管刘煦在安东有多么开放的政策,多么有效的措施,都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下。
其一,自是朝廷的认可与支持,没有这个前提,那任刘煦有再多的想法,浑身的力气,也无法放心施展。
别的暂且不提,就说一点,安东地区最强大、最基础、最有力的保障,那一万八千戍卒,可是牢牢地掌控在朝廷手中,养军之费,也是从中枢财政所出,军需后勤也是由兵部进行调度。
其二,就是维持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与局面,如果安东地区始终处于一个动荡的状态之中,那再好的政策,也会成为空中楼阁。
而事实上,在过去的五年中,安东地区根本谈不上安宁,动乱之源,还在于那些分布在山野茂林间的当地土著以及残余势力。从武装移民,到武装商队,没有一定的武力基础,根本无法在安东从事正常的农商活动,这一点也可侧面证明当地的局势如何。
当然,这并不怎么出人意料,甚至在都督府的预期之内,针对于此,刘煦同高怀德商讨,也拟定了一条基本、长期的治安政策。
一个基本的目标,就是保障都督府下辖主要城镇的安全,武装移民的平稳安定,商道的安全畅通,显然,这与刘煦的安东开发计划是相辅相成的。
而安东戍军,也花费了近两年时间,方才勉强做到一点,把主要交通线周边的土著蛮夷肃清。
当然,这也是土著在汉军的强势进剿下,不得不选择退却,躲避到山林中,转变为彻底的袭击骚扰。
与汉军正面抗争的势力基本不存在,而敢于正面相抗的,也在当年汉军挺进安东的过程中被摧毁得差不多了。
事实上,在安东有过那么短暂的安定,汉人与土著之间达成了一种脆弱的默契,那就是汉人占城镇平原,土著据山林沼泽。
但这种脆弱的平衡,随着汉人活动的范围不断扩张,迅速被打破了。汉夷之间,最根本的矛盾,还在于生存空间上的冲突,随着汉军、汉民、汉商的大量涌入,对于当地原始状态的冲击是显著的,也从根本上侵占着他们生存的土壤。
安东地区这大大小小的部族土著,不是没有被外来者征服过,而千百年来,本就处于一种崛起与衰落、吞并与被吞并、征服与被征服的状态中。
最近的一次,还是契丹辽国,但是,在契丹人的统治下,他们还是拥有极大的自主权,那白山黑水、山野密林仍旧是他们的地盘,他们的族地。
但是这些汉人,明显不一样,张着饕餮巨口,挥舞着钢刀獠牙,却是要彻底消灭他们,不只侵占他们的土地,毁坏他们的家园,还要奴役他们的部民。
毫无疑问,安东地区的捕奴行为,是滋生仇恨、激化矛盾冲突的做法,但是一个民族的扩张,显然不可能伴随着和平和谐,必须辅以铁血手段,给其他民族带去的,也往往是灾难与破坏,哪怕是“温良恭俭让”的汉民,到了安东,也同样变得贪婪与残暴,这是生存与毁灭的较量。
或是为了报复,或是为了抗争,当地的蛮夷部民的侵扰也就没断过。汉军不敢去招惹,那就只有对付汉民、汉商了。
而事实上,即便没有其他原因,蛮夷对汉民的侵扰,还是会照常进行,毕竟,这些汉人的好东西,实在太多了,粮食、布匹、盐铁、茶酒,这些都是那些挣扎在山野间的蛮夷永远稀缺的生存资源,为了生存,烧杀抢掠什么的,也属平常。
到了开宝十六年的时候,迫于越来越频繁的蛮夷土著袭扰,以及越来越多的汉商汉民遭受损失,安东都督府再度组织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清剿行动。
这一次的进剿,不只规模更大,手段更残酷,也更加深入了,按照都督府的计划,是要深入山林去讨伐,坚决彻底地消灭那些烦不胜烦的蛮夷土著,以恢复安东的正常秩序,保障官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当然,作为进剿的主力,汉军将士的性命安危还是金贵的,都督府(主要是高怀德)也舍不得让大汉的儿郎们深入形势复杂危险的山野密林,在蛮夷的主场同他们作战。
因此,仆从炮灰的部卒再度派上了用场。事情的规律总是这样的,对大汉的统治,有反抗的,就必定有顺从的,不管是辽东,还是安东,其辖下都有大量依附朝廷生存的部族,比如以完颜、达卢古等为代表女真诸部。
而征发作战,也是这些部族依靠大汉生存的方式,对于开宝十六年的大扫荡、大清剿,安东都督府直接许诺,所有的战利品,都归出击部族所有,并且在后方的城镇设立一些临时榷场,专门供他们与汉商交易消化战力品。
同时,参与扫荡作战的炮灰部卒,还能得到都督府的作战赏钱以及武器、军需的供应,对很多部民来说,为汉军作战,至少可以顿顿吃饱饭了,还能有新衣新鞋新武器使用。而出人的部族,同样能得到都督府给予的好处,尤其是各类物资的交易特许。
以利诱之,以夷制夷,这样的策略,刘煦在安东玩得很熟练,毫无疑问,这也是受留皇帝的影响。
因此,在开宝十六年的安东大剿贼中